童年本是每个人人生中最单纯快乐的时光，然而随着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童年时光中天真烂漫的玩耍、嬉戏逐渐被早教、培训班、各类技能和知识的学习所替代，并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教育问题是中国历来受到全民高度关注和重视的议题，牵动着每一个家庭家长的心。
过往的应试教育因其造成学生繁重的学业负担和压力、制造出高分低能的学生而备受诟病，于是国家不断调整和出台相关政策，试图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减负”一词成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术语。但是，自从1988年原国家教委（教育部前身）《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文件颁布以来，将近30年间，各类减负举措和政策的颁布并不能达到真正减轻学生负担的效果，违背了减负的初衷。
相反，学生每天花在课业上的时间依然相当大，只不过变相通过课外补习的方式转化了压力，大大增加家长的经济负担。课程的难度也是有增无减，甚至不断出现“拔苗助长”的势头，尤其体现在“幼儿园小学化，小学初中化，初中高中化”的趋势上。家长焦虑和担心自己的子女跟不上教学或希望赶超其他同学而提前补课、提前学习、提前竞赛，并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作为最好的借口和理由。
无奈的现实和焦虑的心态来源
不可否认，当前相当多的家长对如此现状均表示心累又无可奈何，在从众选择让孩子参加补习班、兴趣班的同时自我安慰是因为社会环境如此。尤其对诸多职业女性，在陪伴孩子教育和自身的事业发展上难以平衡，造成女性心理压力过重，甚至因此生病。基础教育的压力已经成为部分年轻父母迟疑是否要二胎的重要因素。除了自身身体和经济状况之外，社会竞争及孩子未来接受的教育和综合发展变成生育二胎“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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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本来该承担起主要教育职责的学校隐形地、以“减负”和“素质教育”名义隐形地将学习的任务和指责转移给了父母和校外机构。而父母由于大多限于自身教育水平和文化知识的有限、又强烈寄希望于子女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和禀赋，实现未来的向上流动，唯有主动或被动地求助于早教和教育机构，通过购买市场上的教育资源来抚平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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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吐露的心声是，我知道这样不断学习未必正确也未必能保证孩子将来成才，但如果我不这样做好像对不起他。这个残酷的现实背后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和学校重视当前基础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尤其需要避免幼儿在过多过早学习后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心理压力，以避免在若干年后可能出现的群体性独立性显著下降、心理脆弱或焦虑甚至自杀等问题。
当然中国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根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也与社会资源有限和大众对“知识改变命运”理念的尊崇。成绩、排名和在学校的表现在诸多家长眼中成为远比情商、抗压能力和处理人际关系和危机能力更为重要的方面。
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培养、教育着人才，其影响力实际上是呈现出一种递减的效应。政府作为政策制定的主导者，引领着大的政策方向和制度制定；社会提供政策执行的环境和载体；学校是政策执行的对象和教育的主导者；而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单位是政策的接受者。从这种关系来看，要改变教育制度和理念，最重要的责任依然在政府，而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面对当前中国家庭的焦虑和无奈，教育模式需要从以家长和学校为中心转变到以儿童为中心。
“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及其意义
要远离家长的焦虑和实现儿童的全面发展，笔者呼吁基础教育回归“以儿童为中心”，并认为这种模式是真正可以实现长远的学生潜力挖掘和发展的较优方式，符合儿童心理学和人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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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约翰·杜威(J．Dewey，1859-1962)1896年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被认为是芝加哥机能主义心理学派的正式开始。杜威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心理学运用到教育和哲学方面，使三者结合起来。他强调教育促进儿童本能生长，提出了“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原则。他认为，儿童心理学的内容基本就是以本能活动为核心的习惯、情绪、冲动、智慧等天生心理机能的不断开展、生长的过程。教育就是促进本能的生长过程，必须以儿童为教育的出发点，而不是把儿童当做目的和手段来看待，教育措施一定要围绕着儿童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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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儿童中心创办者、美国ECSTEM(Early Child STEM)大会创办人Susan Wood的案例为例。Susan从20年前就开始研究学科融合和开发儿童兴趣之间的关系，并坚持贯彻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比如在日常的数学学习中，即便是0-1岁的孩子实际上已经天生具有数学概念的天赋。父母和家人的工作就是启发他们的天赋。让他们与身边的世界产生互动，从他们眼睛所见到真实的世界中获取知识。当有孩子尚未学会数字和数学的时候，家长和周围的人应当不断鼓励并增强他们一定能够完成和学会的决心,并不断告诉孩子“你行！你可以！这种增强自信，认为自己能做到的态度对他们是受益终生的，使他们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真正遇到困难时也能顺利应对。
但是中国，特别在大城市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显著的“新常态”就是家里的妈妈或是爸爸对照周围邻居、孩子的同学和朋辈，担心和焦虑自己孩子各方面可能落后他人，进而考虑参加补习班，提前开展教育。而此时家里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看到，产生了不同意见，表示价格太贵或者学习的时间还太早。报名那么多班孩子是否受得了?是否可以真的得到提升？面对这种认知差异，家人开始辩论、争执甚至纠纷爆发。导致的实际结果就是让孩子感到认知错乱，为什么大家总是在吵，好像又都是因为我？这种情况不仅没法给孩子爱和认可，更多产生内心的不安和困扰，完全不利于成长。更糟糕的是，孩子在辨认哪些家庭成员是对自己的认同和宠爱的，就会在他们面前任性和讨价还价，“不服管”。
那么，特别针对一些行为较为特别或比较特殊的儿童，早期教育该如何应对？因为担心自己孩子先天不如其他孩子，焦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就要不断地带他去上补习班？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感充沛是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更重要的保证。针对一些“问题”儿童，更需要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进行疏导，而前提就是完整地充分地接纳孩子和爱孩子，与孩子共情，让孩子处理自己的问题，巧妙地设定限制。这种理念和做法在欧美被称为“儿童为中心的游戏治疗”。
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和儿童的早熟，因心灵创伤或心理问题而需要情感支持的儿童越来越多，实际上成年人也同样面临这类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逃避或任其发展的消极态度来面对。中国社会从学校到家长都更为忽视心理和情感所具有的重要积极作用，而更注重学习、作业和考试带来的认知发展。殊不知，情感支撑、内心力量和快乐是每一个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父母应当从“试图改变孩子的行为”转变为“接受并理解孩子的行为”；从看到孩子违背自己意志就责骂转变为理解并沟通交流获得对方认同。采取符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模式才能在更长久的时间里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切忌揠苗助长，苦心极力，卒无所得。
回归快乐童年的全方位策略
如何铲除和根治中国教育政策的老问题——减负这个顽疾，需要从根本上找到原因，并从政府、社区、学校和家庭全方位调适，从政策到社会组织特别是心理和社工机构人员，到学校老师和家长教育模式和理念转变，经过一定时间的探索和调整，还儿童一个快乐的童年。
首先，不忘初心回归素质教育本身。减负的理念是没有错的，问题是在执行中发生了变轨。中国的义务教育特别是初级教育必须更大范围保证和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秉持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基础上，严格规范校外补习和家教市场。泛滥的校外辅导机构不仅无助于减负和变相增负，由于监管不到位和经营不规范已经产生诸多法律问题。
其次，学校的教师必须回归“因材施教”和“用爱教学”的方式和理念。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存在，从性格到特长到思想都存在巨大差异，要真正落实能力教育和素质教育，必须根据其自身特点而不是大一统式的不分差异地对待。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些原本有潜质发展好的孩子由于无法充分挖掘其自身价值最后导致他们的天赋被埋没。教育的主体到后期一定是由学校主要承担的，教师的理念方式对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每一位教师应该在承认孩子差异和多样性的基础上，鼓励每一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第三，社区组织作为社会服务和治理的重要依托，需要充分发挥其在教育上的巨大功能。以香港和台湾为例，当一个家庭在教育问题或自身遇到困难的时候，每个社区有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为这些家庭和孩子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和社工服务。这在情感支撑和心理疏导上起到了非常大的缓解作用，避免很多恶性事故和悲剧的产生。在中国，社区中的居委会、社会团体和各类组织也应当发挥更多为家庭提供教育支撑的活动和服务，协助家长和学校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家庭自身，每一个父母必须首先自己调整心态和放正自己对孩子的定位和期望。过多和不切实际的希望都容易造成欲速则不达以及背道而驰的反效果。焦虑的根源在于对自己和孩子的不自信以及对远期目标的“急功近利”。实际上，幼儿阶段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满足感和爱的获得感，而不是急躁地去学习各种技能和知识。未来的人生路发展还非常遥远，一个人是否成才或进入名牌大学是由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决定的。要走的更远更持久，就要回归“以儿童为中心”，确保身心健康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