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胎教自古有之,远早于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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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很流行胎教,于是很多人以为胎教是新时代的新鲜产物,甚至以为是从国外传来的新医学观念。事实上,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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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在尚未取代商王朝之前,已经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宗族。据《史记》记载:“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能行。及其妊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在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孕的时候,非常重视胎教的作用。她在孕期不看不雅的场景,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言行端庄,所以文王生下来就非常聪明,圣德卓著。太任教他一,他就识得百。君子赞叹说,这都是因为太任的胎教做得好。文王能够成为圣德的先君,奠定周朝800年不衰的基业,这与母亲太任给予的良好胎教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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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妃邑姜也很重视胎教。成王的母亲邑姜孕育成王的时候,站立时从不一脚支地,坐着时从不歪着,一个人独处时也不散漫放肆,生气时从不出口骂人。

中国人历来重视开端、伊始,所以在子嗣方面,尤其重视胎教。据《大戴礼记 •保缚》记载,从“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周朝有明确规定:“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蒌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媪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侍王太子。’”由于王后承担着生产“王子”的重任,吃饭时左有太师弹奏音乐,右有太宰侍奉菜肴。如果王后因怀孕而心情不好来点非礼乐或者辛辣生冷的口味时,太师会以“不习”谢绝,太宰干脆以“不敢”搪塞。

西汉学者刘向认为,胎儿能够感知母体内外的一些刺激,因此孕妇的身心愉悦对胎儿的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胎教的目的在于“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因此,母亲怀胎后要注意“慎所感”,以防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产生不良感应。他说:“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恶则恶。人生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他认为人的本性与世间万物是相通的,因此女子在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所想和所做的。言语行为如果与善相应,就生出良善的孩子,如果与恶相应,就生出不善的孩子。儿女的性情容貌和万物相像的,都是母亲与万物相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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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认为,人之性所以有贤愚善恶,并非天意所致,而是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故性有善有恶也”。他说:“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羸窳,羸窳则寿命短,寿命短则早死。”据此,他提出:“禀受其气故巧于御。”主张在受精怀胎时就要是胎儿“禀得坚强之性”,否则“生子不备,必有大凶,聋、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

《颜氏家训》在首篇中就开门见山教子孙如何胎教:“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他说,按照古代圣人的做法,怀孕三个月,胎儿定型了,就将孕妇单门独院地安排一个环境,孕妇所见所闻所食用,都是“绿色”的、健康的,墙上最好挂些名言警句,房里最好摆放上文房四宝、经典名著,给孕妇营造一个好的人文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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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对于“胎教”的内容也有很多记述。《黄帝内经》中曾谈到孕妇七情过激造成婴儿先天性“胎病”的内容;北宋时医家徐之才撰写《逐月养胎法》,从医学的角度正式提出胎教的内容并对其加以解释;隋代时巢元方等所撰《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一 “妊娠候”中也有许多关于胎教的内容;唐代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对胎教的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宋代陈自明撰著《妇人大全良方》,其中卷三十用一卷专篇来论述“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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